在《三国志·董刘马陈董吕传》中，马谡的传记内容简短，只有173个字，但其中所透露的信息却极为深刻。马谡早年随刘备入蜀，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，包括绵竹县令、成都县令、越巂太守等，才智非凡，且对军事计谋有着浓厚兴趣。诸葛亮也对他颇为器重，常常与他一起讨论军政大事，直到深夜。然而，刘备在临终时，却对诸葛亮提出了警告：“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，君其察之！”这段话，折射出刘备对马谡的深思熟虑的评价，提醒诸葛亮要谨慎使用。
刘备这句话的含义值得深究。说马谡“言过其实”，指的是他有不少理论上的见解，但缺乏实际的战争经验，表现出的是一种夸夸其谈的态度。刘备暗示马谡是个理论家，缺少如赵括那样的实战能力，虽然嘴上说得好，但真正面对战场时能否应变却难以保证。然而，刘备并没有完全否定马谡的能力，他的“不可大用”更多的是指马谡不适合承担重要的军事指挥责任，而不是完全不能使用。
刘备为何对马谡如此评价？这与他独特的用人风格密切相关。刘备以实际能力为主，不太在乎人才的出身或理论素养，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在实际操作中的表现。比如魏延，尽管个性孤傲、不合群，但他具有极强的作战能力，勇猛且有谋略。刘备完全忽视了魏延性格上的缺陷，直接提拔他担任汉中都督，结果证明，魏延在此地的表现确实不负重托。又如法正，他曾背叛刘璋，但刘备并不在乎他道德上的瑕疵，而是注重他出色的谋略和决策能力。因此，法正在刘备阵营中屡获重用。刘备的用人标准非常简单，就是“能做事”的人才，这种不拘一格的用人风格无疑与诸葛亮的谨慎风格形成鲜明对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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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刘备不同，诸葛亮更注重德才兼备的人才。他看重的是人才的品行与学识，甚至认为道德往往比才能更为重要。比如蒋琬，作为蜀汉四相之一，出身于荆州士族，年轻时便以聪慧和品行赢得诸葛亮的青睐。相比刘备对蒋琬的偏见，诸葛亮对蒋琬的看法则是“社稷之才”。诸葛亮的用人理念不单纯是选能做事的人，他还注重人的道德操守和为人处世的品行。而这恰恰是马谡得以在诸葛亮阵营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——马谡理论水平高，且品行端正，符合诸葛亮对于“贤臣”的标准。
马谡，作为荆州士族出身的人物，才学出众，兵书和理论知识扎实，因此深受诸葛亮的喜爱。尽管他在实际战场上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磨砺，但他凭借口才和理论的深度，赢得了诸葛亮的青睐。两人时常通宵达旦地讨论政治军事大计，这种志同道合的关系也使得诸葛亮对他充满了信任。然而，马谡的缺点在于，他并没有足够的实战经验，这使得他在面对真正的战争时，缺乏灵活应变的能力。
诸葛亮与刘备的用人标准差异，最终使得马谡的命运注定了不平凡。刘备偏重实战经验，认为“纸上谈兵”不足以胜任重任；而诸葛亮则更注重理论与学识的结合，倾向于相信有学识的人才能以德服人。这种风格的差异，使得马谡在刘备眼中可能更多是一名“理想主义者”，而在诸葛亮眼中，则是值得培养的潜力股。
在马谡的实际表现上，尽管他在初期的军事战略上颇有建树，如提出“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”的策略，但在第一次北伐时，他被委以重任负责守卫街亭。可惜的是，最终街亭之战的惨败直接导致了蜀汉北伐的失败，也证明了马谡缺乏实战经验的致命缺陷。可以说，刘备的预见并非完全错误，马谡的失败进一步验证了他所缺乏的实战能力。
综上所述，马谡的身世、才学和理论水平让他成为诸葛亮的重要谋士，但他的缺点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刘备和诸葛亮的用人观念差异，最终造就了马谡这位“理论家”与“实战派”之间的鸿沟。若马谡能有更多实战经验，或许历史会对他另眼相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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